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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3082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7 月 31 日
裁判案由:偽造文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三○八二號上 訴 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李妙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上訴字第四四八號,起訴案號: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一○一年度偵字第一二六五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稱:被告李妙玲係址設台北市○○區○○路 000 巷 00 號 4 樓、由王源博(原名王世宗)經營之被害人旺亞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旺亞公司,現已停業)船務部經理,負責會計工作。被告於民國一○○年六月七日進入公司後,得悉王源博已於前一日(即六日)不知去向,而經台灣企銀人員通知旺亞公司之應收帳款共計新台幣(下同)二百六十五萬元已入旺亞公司台灣企銀忠孝分行帳號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前揭帳戶)內,其明知該筆款項係旺亞公司之財產,縱王源博不知去向,未經旺亞公司其餘股東之同意,亦不得擅自提領,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擅將其於一○○年六月六日前已盜蓋旺亞公司及負責人王源博印鑑章(俗稱大小章)之取款憑條填製完成,而偽造用以證明旺亞公司向台灣企銀提領所載金額款項之取款憑條文書,並持向不知情之台灣企銀忠孝分行承辦人員行使之,使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認係旺亞公司欲提領款項,而如數交付款項予被告,並依被告指示,將一百五十五萬元轉入被告之個人帳戶,另將一百一十萬元轉入其配偶周晟顒之個人帳戶,被告復將上揭部分款項陸續轉至旺亞公司其餘員工及合作廠商帳戶內,嗣經旺亞公司股東即告發人陳逸杰發現,要求被告匯回款項,遭被告拒絕,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同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原審經審理結果,綜合全案卷證資料而為研判,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其心證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為何均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亦詳加指駁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依證人王源博所稱:伊係授權被告於一百一十萬元之範圍內,依伊於一○○年五月三十日書寫之欠款明細處理,並非授權被告得領取旺亞公司帳戶內之二百六十五萬元,以清償該公司對被告及周晟顒之債務等語,原判決未憑卷內資料即認定該二百六十五萬元均係依王源博之指示而領取該款,違背證據法則,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二)、原判決於理由欄引用王源博於原審之證言:如果客人有匯款進來,可以把這些錢先還給他們,但伊不知道到底會匯多少錢進來等語,惟王源博於原審係證稱:如果客人有六百多萬元匯進來,可以把這些錢還給他們,但伊並沒有完全掌握是兩百多萬元,因為伊不知道到底會匯多少錢進來等語,則王源博係以有六百多萬元付給旺亞公司之前提下,即可以還錢給被告、周晟顒及其他員工,原判決何以未完全引用筆錄內容?又王源博當時尚未能掌握該筆匯款之實際數額,如何授權被告將該筆匯款先用以清償被告及其配偶之債務?再者,就算王源博要將匯款優先償還員工借款,然王源博何以獨厚其等而棄其他債權人不顧?被告應無權決定該筆匯款優先償還自己及其配偶之債務,原判決對於被告前揭不利之陳述,何以不採為論罪依據,俱未說明,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三)、王源博於偵訊時所呈其於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立具之聲明書已載有:其並未允諾被告領出該二百六十五萬元,亦未親自蓋章於取款條上。其先前留字條告知,如有貨款進帳應優先清償公司部分六月十日到期之票據,被告並未確切執行,而私自未經股東同意即將貨款據為私有。王源博又於偵訊時證稱:伊不知道有貨款進來,通常有貨款進來,伊會分配好,伊沒有授權被告將貨款轉到私人帳戶,應該由大家一起決定貨款如何分配。且被告作這種事已經是第二次,之前本想告被告侵占,後來撤告等語,是被告確係擅自蓋用取款條領取貨款存入自己之帳戶,原審就前揭證言斷章取義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未說明該聲明書何以未採為論罪之依據,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四)、依證人陳逸杰於偵訊時證稱:王源博確有把印鑑交予伊,伊在一○○年六月七日下午進辦公室前就已經拿到這顆印章等語,衡情,王源博如確有授權被告處理貨款,逕將其印章交予被告使用即可,何須另交予陳逸杰?且被告於當日下午債權人會議中,何以未告知與會之人該筆貨款之使用方式?原判決認定王源博已知悉被告事先保管蓋妥旺亞公司大小章之取款憑條,係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五)被告於偵訊及第一審第一次行準備程序時固否認犯罪,然於第二次準備程序時即坦承犯罪,並同意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被告既委任辯護人為其辯護,果無犯罪之事實,理應請辯護人持續為其主張無罪,何以會在未確實可得到緩刑諭知之前提下輕意認罪?且被告既有委任辯護人,豈會不知何人對其提起告訴或告發?是其於原審所稱:伊一直以為是王源博告伊等語,已難盡信。足見被告坦承犯罪係經深思熟慮而為之結果,原審對於被告認罪何以未能採為論罪依據,未為實質之說明,有理由未備之違誤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新制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當受類似民事訴訟之敗訴判決,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即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二項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六條亦同此意旨。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再檢察官與被告,在法院審判中,均屬訴訟當事人之一造,立於平等對立之地位,互為攻擊、防禦,甚且基於人情考量,被告享有不自證己罪、保持緘默等特權,是被告所為辯解,縱然不足採信,仍須有積極、確切之證據,始足以認定其犯罪,斯為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揭證據裁判主義之意旨,自不能逕行採用檢察官之言,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否則將致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和罪疑唯輕等基本大原則,淪為空談。是以若只有一項供述證據,無論其為被告之自白或證人(含共同被告、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被害人及一般第三人)之陳述,均難因此遽行認定被告確實犯罪,必賴其他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互相印證、補強,至少須就符合於法定犯罪構成要件之關鍵、重要部分事實存在,客觀上不致令人懷疑,始可謂為充足,倘若不然,應認控方所舉證據,證明力猶嫌欠備。本件公訴人認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係以被告部分之陳述、證人陳逸杰、王源博、徐淑琴之證言、卷附旺亞公司一○○年六月七日會議記錄、旺亞公司台灣企銀忠孝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被告台灣企銀忠孝分行帳戶交易明細、周晟顒永豐商銀台北分行帳戶交易明細、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取款憑條、匯款申請書影本、徐淑琴、莊麗馨存摺封面、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賣匯水單、存款憑條、支票、發票、台中企銀賣匯水單、代墊明細、切結書為其論據。然原審經合法調查後,以:王源博於原審已明確證述其有於一○○年六月六日離開旺亞公司前,發電郵、留字條及欠款明細予被告,授權被告提領匯入旺亞公司帳戶之應收貨款,並依其指示清償旺亞公司欠款之事實,惟其卻於離開公司前同時將其個人印鑑章交予陳逸杰保管,應認王源博係知悉被告有事先保管已蓋妥旺亞公司大小章之取款憑條,可供提領前揭帳戶內款項之用,否則其所留之字條將無從執行,足認被告填具其事先保管已蓋妥旺亞公司大小章之取款憑條以提領上揭應收貨款,係在王源博之授權範圍內。依被告及徐淑琴所述,其等均因慌亂,方於一○○年六月七日旺亞公司債權人會議之協議上簽名,且觀諸該會議紀錄,係要求被告及徐淑琴籌措營運資金支付公司日常支出,衡諸其等僅為公司員工,尚非負責人,若非一時情急,豈會同意負責籌措公司營運資金之不合理要求,何況該會議開會時間係在被告提款之後,是不得僅以被告違反該次債權人會議之決議,據以推定被告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刑事被告認罪動機不一,或為免訟累、或經辯護人評估認爭取緩刑方予認罪,被告於原審已就此表示其不想一直為訴訟跑法院,是不得僅以被告曾於第一審認罪,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等各情,而據以判斷不能證明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且查:(一)、刑事法上之犯罪,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實現特定犯罪構成事實之決意(或認識),且客觀上有實行此項犯罪構成事實之行為,始稱相當;若行為人主觀上欠缺此項實行犯罪構成事實之意思(認識),縱外觀上有此一實行之行為者,仍不能謂其已該當於該特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而予以非難,令負刑責。本件細繹卷附王源博與被告往來之電郵內容所載,王源博係拜託被告與其他員工先借款幫忙清償公司債務,等貨款匯入再返還給被告等人等情,故其事先確有允諾被告要將貨款用以清償公司對被告及員工之債務。並審諸王源博於原審證稱:伊承認有跟被告說,如果這些貨款有進來,至少這些錢可以還給他們,以清償公司債務。但伊並沒有完全掌握是兩百多萬元,因伊不知道到底會匯多少錢進來等語(見原審卷第三一頁正、反面),及其離開公司前親筆書寫委託被告處理該匯款之字條、欠款明細,應認王源博既已允諾、授權,縱其無法實際掌握貨款之數額,仍不會因貨款係一百十萬元或二百六十五萬元而有所差別。是原判決雖未引用王源博於原審所述「如果客人有六百多萬元匯款進來」之部分,亦不影響王源博有授權予被告之真意。再者,王源博於公司出事之際,匆忙留下字條以授權被告處理該匯款,除指定先償還特定債權人之債務外,剩餘款項由被告全權處理,並無不妥之處。況被告將剩餘款項陸續轉入其夫妻、其餘員工及合作廠商之帳戶內,繼續清償公司之債務,亦未與王源博先前之電郵及後來之字條內容相違背,難認被告主觀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一)、(二)指摘之事項,洵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二)、王源博雖於偵訊時提呈聲明書並證稱:伊沒有授權被告將貨款領出及轉到私人帳戶,也未親自蓋章於取款憑條上云云,惟原判決已以王源博案發前所發之電郵、所留之字條內容為判斷基準,逐一剖析論述,認被告依王源博之指示所為之處分,並未違反其授權範圍。故王源博於案發後始為不利於被告之聲明書及證言,仍無從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所為論斷,核與證據法則無違,且屬事實審法院依憑卷內證據所為判斷之適法職權行使,難謂原判決有檢察官上訴意旨(三)所指摘之理由未備、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三)、原判決已就被告填具其事先保管已蓋妥公司大小章之取款憑條,以依王源博指示提領公司帳戶內之款項,係在王源博之授權範圍一節詳為說明(見原判決第六至七頁之(三)),則陳逸杰事後保管印鑑及被告未於債權人會議提及該筆匯款之事,均與王源博是否授權予被告之認定無所關聯,檢察官上訴意旨(四)指摘之事項,非屬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四)、被告於第一審陳稱:伊不想受官司的苦,每次開庭伊都沒有辦法睡覺等語(見第一審卷第五二頁背面);其於原審陳稱:伊也背債、還有父母要養,不想一直訴訟跑法院等語(見原審卷第三二頁背面),實不難勾稽出被告不想因官司程序過於冗長以致影響身體健康,並無暇還債及奉養父母,方於第一審認罪。又法院認定事實除依據被告之自白外,尚須依憑其他證據而為綜合判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甚詳。本件被告固曾於第一審認罪,然嗣於原審否認犯罪,法院自應調查其他相關證據以檢驗被告先前自白之真偽,尚不得僅憑被告先前之自白即為有罪之認定。何況,王源博於原審證稱:陳逸杰與被告為了該筆貨款有所衝突,伊留字條是希望員工繼續作,把公司撐下去等語(見原審卷第三一頁背面),王源博對於被告將貨款轉出之行為,始終未提出告訴,可見其亦不認為被告之行為未經其授權,否則以其當時苦撐旺亞公司債務之情況下,斷不會坐視被告任意處分該貨款,故檢察官上訴意旨(五)所為之指摘,仍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再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適合於證明被告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原判決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均已逐項闡述,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因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於法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判決內已明白論斷之事項,仍憑己見為不同之評價,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關於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序,予以駁回。至被告被訴想像競合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四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既經原審判決(原判決諭知被告全部無罪,即無想像競合關係可言),自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檢察官關於此部分之上訴既非合法,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五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七 月 三十一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官 王 居 財
法官 郭 毓 洲法官 呂 永 福法官 沈 揚 仁法官 林 恆 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中 華 民 國 一○二 年 八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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